（学者推荐）外资对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外资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的视角

陈晓红

南京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所讲师，管理学博士

【摘要】在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机遇下，我国居民收入获取公平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本文基于CHNS微观数据库，系统研究了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收入代际流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首先，外资流入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可以显着提高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收入的包容性增长。 其次，外资流入规模可以增加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和工人型就业的可能性，外资引进质量可以增加居民从事工人型就业和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 第三，在作用机制上，积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可以依靠就业性质（非农就业）的转变提高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水平，同时积极提高居民收入质量。外国投资可以依靠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和就业类型（工人就业）来提高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水平。 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外资规模和质量比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更能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可能更能促进收入公平。 因此，政府应继续推动高质量开放能力和水平的全面建设，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配置，增强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多样性。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代际流动性； 外国投资的质量； 正式就业； 包容性增长

【本文引用】陈晓红。 外资对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的视角[J].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2):22-35。

一

介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高水平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放宽外资准入。 2017年至2021年，连续五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稳定增长1735亿美元，增长20.2%，保持世界第二位。 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指出，要坚持开放包容，消除贸易、投资、技术壁垒，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利用外资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利用外资质量也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稳步推进，我国“发展不平衡、不足”的现状逐渐显现。 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扎实推动共同繁荣和包容性收入增长逐渐受到关注。 《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显示，近年来我国整体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群体之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收入增速中等收入群体落后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如果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持续存在、收入阶层继续固化，收入向上流动就很难实现。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家庭中子女阶层相对于父母阶层的收入趋势的变化，可以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Black等，2011）。 它不仅可以更好地衡量机会的公平性，还可以动态衡量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阶层转换的可能性。

现有研究大多从教育公平、职业流动、区域城乡差异等方面分析固化代际收入流动问题。 然而，除了家庭内部因素外，探讨代际流动还需要特别关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外部变化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以外资流入为代表的经济开放因素对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既注重招商引资的规模效应，又注重招商引资的质量效应，以求从机遇中获益。 公平与收入包容性增长视角更全面地衡量以外资为代表的我国开放所产生的公平收益，也将探讨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背后的机制，以缓解地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在我的国家。 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尽管现有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文献较为丰富，但仍缺乏讨论对外投资等经济开放背景下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话题。 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开放与收入差距以及收入流动性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相关文献也会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参考。

（一）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主要针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此前，有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阶级固化严重（方明、应瑞耀，2010；袁，2017）。 例如，有学者利用横截面数据发现，中国居民收入的代际流动系数为0.83，这意味着父母的收入水平对子女的收入有较高的影响（王美丽、李忠达） ，2012）。 近年来，有学者基于较长期面板数据发现，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91年至2004年期间处于相对稳定的趋势，随后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尽管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程度在2004年有所下降。各个收入群体都相对减少了。 ，但极端群体的凝固程度远高于中间群体。 目前，我国维持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来源是中等收入群体（杨默、王岩，2020）。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因素，如父系遗传、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微观因素。 其中，教育使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资格来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Levin，1985)。 许多文献得出结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来影响子女的收入水平，即代际教育传递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因素（杨＆邱，2016；崔景华，2017）。 例如，父亲的教育水平在向后代传递人力资本方面比母亲的教育水平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2002)。 此外，一些研究还涉及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 例如，公共教育支出和市场化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活跃的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来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杨如岱、刘伟，2019）。

（二）经济开放度、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性研究

在收入差距方面，有学者从地区层面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外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是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Weiss，2002；等， 2019）。 FDI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溢出等渠道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左玉生，2021）。 其他学者发现，贸易自由化并不总是能减少收入不平等。 贸易协定可以改善收入平等，但往往取决于城市和非农业家庭收入的下降。 从长远来看，贸易自由化促进收入平等。 方面更加积极（Khan et al., 2021）。 从微观角度看，外资开放扩大了行业内技能工资差距（张继峰、钱同飞，2020），也增加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参与就业的概率。 通过提高熟练工人的工资，从而扩大非熟练工人的范围（&，2010；蔡洪波等，2015）。

在代际收入流动性方面，现有文献更多地探讨了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 外贸改革让底层居民有机会跃入较高收入阶层（施腾超，2013）。 贸易开放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在城乡地区存在异质性。 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城市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代际收入流量的增加归因于贸易开放的影响。 职业转变和教育程度提高（李一航，2019）。 城市的对外开放能力，以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和市场化程度来衡量，通过削弱经济环境的相似性，降低代际间的“禀赋优势”，从而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王俊和董长瑞，2018）。

综上所述，虽然现有文献涉及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及影响因素，但经济开放背景下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性的关系具有相应的研究基础，这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和范式参考。 。 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学术界多涉足以贸易和收入流动为代表的经济开放因素的分析，而很少利用长面板数据来综合衡量所代表的经济开放因素的规模效应和质量。由外国投资。 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特别是外资流入的质量效应。 其次，现有文献没有系统地分析和证明外国投资等经济开放因素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机制。

鉴于此，本文可能有以下边际贡献：一是借助长期微观面板数据，综合评价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代表的对外开放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因素和代际收入流动性。 有效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符合我国当前高质量开放政策目标的需要。 其次，学术界对于经济开放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机制尚不明确。 本文从微观就业视角实证分析了外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可为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 这是有益的补充，可以为政府实施高质量开放包容增长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三

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1)理论假设

本文基于& Tomes (1979)人力资本模型，并参考王军和董长瑞(2018)，提出如果子代阶层受到家庭禀赋平均水平的影响，那么其收入禀赋可以表示为以下公式：

式中，Gt̅代表第t代家庭整体禀赋的平均水平。 其中，f表示迭代传递的收入增长率，h假设为父亲运气与子女运气的比例，εt+1表示影响子女禀赋的外生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父母遗传给孩子的“运气”份额可能不会有太大波动，但实际上应该会受到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 此时，子代阶层从父阶层获得的“运气”份额对代际收入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h构成了外部因素的函数变量。 本文将外资流入作为外部宏观因素引入模型中，即h=h(FDI)。 子女阶层的收入禀赋会受到家庭内部父阶层传递的“运气”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外资流入规模和质量的影响。 父母的收入禀赋对子女收入禀赋的影响在经济开放的变化环境中将逐渐减弱，有利于增加子女的平等就业机会，促进社会收入的代际流动，从而促进社会收入的代际流动。减少社会阶级固化的发生。 可能性。 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对外投资的规模和质量都能增强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

随着经济开放和放松原有的严格管制，港、澳、台等各类外资企业通过引进资本积极扩大生产。 各种经济力量参与市场竞争，使原有的经济社会流动逐渐加速。 相应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外国投资流入可能有助于改变代际收入流动性。 现有文献肯定了外资主要通过扩大劳动力需求、增加人口就业机会来减少绝对贫困的可能性(&,2003;田云华等，2020)。 外国资本还可以通过就业部门（正规部门或非正规部门）影响收入水平。 例如，有文献指出，与受外资进入影响较小的地区和正规就业人员相比，外资进入政策对受影响较大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影响更大。 工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显着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奚艳乐等，2021）。 有研究指出，扩大外资流入规模、不断提高外资引流质量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 鉴于子女的就业状况和职业特征，这可能构成影响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王洪亮等，2012）。 本文从结合职业特征、拓宽就业状况的角度出发，探讨“外商投资”背景下的外商投资对儿童就业状况的变化（如就业性质效应、就业部门效应、就业类型效应等）。扩张和质量提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家庭收入。 国际流动的重要中介。 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外资规模和质量通过改变居民家庭的性质、就业部门和就业类型，影响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二）数据来源

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和质量作为核心自变量的计量和宏观调控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因变量收入代际流动性的衡量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ina and CHNS）。 该数据库于1989年首次调查，至今共进行了10轮调查，覆盖了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9个省市（包括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收集了有关个人、家庭特征和社区的丰富信息。 样本覆盖各调查省份的城乡调查点，根据CHNS调查中父母的行号记录识别子女班和父亲班。 考虑到数据库年份，省级对外投资开放数量和质量能够与相应调查年份的微观个人和家庭数据库相匹配，能够更好地反映对外开放规模和质量的变化世界以及儿童和父母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3)计量经济模型及变量设置

1.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

外资流入地区规模和质量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着增加家庭社会阶层中资源丰富的父母将各种资源传递给子女的可能性和机会，以及子女的发展方向。儿童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流动性。 相应的变化也会发生。 基于分析框架和亟待验证的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具体表达如下：

式中，下标son代表孩子的阶层，dad代表父母的阶层，t代表时期，被解释变量Y代表年收入水平，衡量个体从t-1时期到时期的变化程度t。 核心解释变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数量和质量水平，分别用于衡量对外开放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 Xit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γj 代表省份固定效应，σ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θt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εt 代表随机误差项。 该模型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来消除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等问题的影响。

为了探讨外资数量和质量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可能机制，在之前的假设基础上，加入就业性质效应、就业部门效应和就业类型效应作为两代人之间的中介变量。两个用于测试。 具体中介模型设置如下：

式中Med为中间变量，其他变量设置同式（2）。

(2)变量设置

现有文献通常使用收入阶层的变化来衡量代际流动性。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从子女到父母的收入相对地位的变化，一般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拟分别用子女和父母的收入流动性（及收入流动方向）代替因变量和交互变量进行分析。 收入流动性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式中，yi*为实际观测到的收入流动性，xi为可能影响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各种潜在因素，εi为随机扰动项。 yi的设置规则为：

式（6）中，q0~qj-1为待估计参数，yi为收入流动性离散变量。 根据收入水平将居民分为五组，居民跨组的转变程度记录为收入流动性。 本文还考虑构建收入流动性的方向变量作为稳健性检验分析。 如果居民收入有向上流动趋势，则设为1，如果没有流动趋势，则设为0，如果有向下流动趋势，则设为-1。

收入流量的衡量通常用收入转移矩阵来表示。 基于双随机转移矩阵，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测算了2000年至2015年后代人的收入流矩阵（见表1）。 每个时期的样本按照家庭人均纯收入分为5组（称为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上收入组、高收入组）分别分组）以获得家庭每一代的结果。 家庭所属的收入群体，然后考察下一个时期家庭收入群体的变化。 由于CHNS不是连续跟踪的，因此根据跟踪年份将样本分为2004~2000年、2006~2004年、2009~2006年、2011~2009年、2015~2011年。 为了考察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长期变化，2015年至2000年也被设定为一个组。

以2000年至2004年为例，2000年处于低收入组的儿童中，31.8%的居民仍处于低收入组，2004年则有25.1%跃升至中低收入组。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型的比例为22.1%，向中高收入群体转型的比例为14.3%，向高收入群体转型的比例为6.7%。 各时间段子女阶层的收入流动矩阵显​​示其流动性相对不足，可能存在子女阶层固化的问题。 对角线位置的儿童比例恒定表明，低收入组中有23%至44%的儿童多年来一直处于低收入组，而高收入组中约有24%至50%的儿童多年来仍处于高收入群体。 在2000年至2015年较长的样本期中可以观察到，子女的短期收入流动性远低于长期收入流动性。 但矩阵也显示，在2000年样本初期，低收入群体的子女中有23.6%在样本期末，2015年仍然没有向上跳跃，而且是仍属于低收入群体。

在核心解释变量（FDI数量和FDI质量）方面，本文借鉴刘格飞和任保平（2020），采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FDI数量。 现有文献中对外商投资质量的衡量尚无统一的标准。 本文参考Kumar（2002）、孙林、周克轩（2020）等文献，设立FDI绩效指数等指标来衡量FDI质量指标。 公式如下：

其中，FDIpt代表p省t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FDIpt代表中国t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GDPpt代表p省t年GDP规模总和，GDPt代表t年中国GDP的总规模。

在控制变量方面，有研究发现人口结构特征尤其是教育构成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 因此，主要考虑子女及父母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特征对子女收入的影响。 流动性因素（王洪亮等，2012；陈云等，2021）。 本文通过控制家庭成员数量来衡量家庭资源的平均可用性。 区域特征主要控制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杨穗、李石，2016）。 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廖等，2020）。

从基于理论假设的中介变量测度来看，由于引进外资能够起到“就业稳定作用”，主要通过要素替代、市场竞争、扩大出口规模等方式促进制造业企业就业增长（韩国） Gau等，2021；和邵超队，2021），因此就业类型主要关注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就业，并以子女的就业职业类型是否为工人来衡量。 就业性质主要关注受开放经济影响的非农产业，以就业性质是否属于非农产业来衡量。 有研究表明，外资进入对正式和非正式员工的就业和工资影响存在差异（奚艳乐等，2021）。 因此，参考现有文献的设定方法，①就业部门主要决定职业介绍机构类别是否属于非正规就业部门措施。 各模型变量均以2000年价格为不变价格，并采用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通货紧缩。 各模型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本模型结果

表3列出了利用外资数量和质量对居民代际收入水平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1)～(2)列结果表明，对外投资数量、对外投资质量与父母收入的交互项对子女收入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着，这意味着，以外资衡量的对外开放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能够显着提高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降低父母与子女收入的相关性。 模型中单独的外资数量和外资质量变量对儿童收入也有正向促进作用。 其他控制变量中，子女结婚水平和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表明结婚和受教育年限较高可以显着增加收入。 家庭规模对儿童收入显着负向，表明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人口规模分散了家庭可用资源，更容易对儿童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儿童收入的影响显着积极，这也证明了经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

（2）作用机理分析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表4报告了三种机制（就业性质效应，就业部门效应和就业类型效应）的估计结果，外国投资的数量会影响居民的代际收入。 在第（1）列中，外国投资的数量对非农业就业的积极和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外国投资的开放对居民的非农业就业有促进影响。 第（2）列中的结果表明，儿童的非农业就业对他们的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并且外国投资数量和父母收入之间的互动期限的估计系数小于列中的互动率（1 ）表3，即建立了间接调解效应。 这一结果意味着外国资本流入可以通过提高非农业就业水平来大大提高儿童的收入水平，从而削弱了代际传播效应。 第（3）列中的结果表明，外国投资数量对居民正式就业的影响并不重要，尽管第（4）列表明，正式的就业对儿童收入有积极影响，即就业部门效应不构成中介。 就业类型效应的结果表明，外国资本流入大大增加了被雇用的工人的可能性。 在控制就业类型之后，外国资本和父母收入之间的互动期限对儿童收入的估计系数几乎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它不是构成中介的。 总而言之，外国资本的定量流入通过影响非农业就业的形式来影响家庭收入的际流动性。 这一结论表明，数量上外国资本的积极和广泛引入可以通过非农业转型的就业性质改善居民的代际流动性。 收入流动性水平。

表5显示了基于调解效应模型的外国投资质量对代际收入的影响的结果。 外国投资的质量也没有对第（1）列中非农业就业系数的估计系数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外国投资的质量对非农业就业的质量也没有重大影响。 就业类型效应的结果表明，外国投资的质量对第（3）列中居民的正式就业水平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 将外国投资质量和父母收入（4）中父母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的估计系数相结合小于表3的第（2）列，即建立间接调解效果。 该结果意味着外国资本的质量可以增加居民从事正式就业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其代际收入流动性。 第（5）列中的结果表明，外国投资的质量可以显着增加工人就业的可能性，以及在控制就业类型后，外国投资数量和收入之间的互动项的估计系数效应父母对孩子的收入也变小，这构成了间接调解效果。 总而言之，本文的结果还证实，外国投资的质量水平可以通过改变就业领域和就业类型来提高代际收入水平。

（3）异质性测试

鉴于在吸引东部，西部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外国投资的可能差异，表6报告了基于区域异质性的国外投资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数量和质量的子样本回归结果。 第（1）和（3）列表明，区域样本中外国投资的数量对东部地区居民的代际流动性具有积极影响质量效应配置，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重要。 回归导致第（2）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外国投资质量与父母对子女收入的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期限的估计系数是积极而重要的，而在第（4）列中（4）西方地区的外国投资质量不会显着影响儿童的收入水平。 进一步区分城市和农村地区，（5）和（6）列中外国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提高城市地区居民在5％显着性水平下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但在第（7）和（8列）中）列，其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并不重要。 这意味着，东部和城市地区外国投资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而不是西方和农村地区，也就是说，它可以更好地促进收入平等。

（4）鲁棒性测试分析

表7示出了稳健性测试的相互作用项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与父母在居民际收入流动性及其方向上产生的收入流动性和方向之间的互动项的结果及其方向。 ）和（2）表明，外国投资数量，外国投资质量和父母对子女收入流动性的收入流动性之间的互动期限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为正面无论向外界开放，外国投资的规模和质量都可以显着促进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在第（3）和（4）列中，因变量被儿童收入流动性的方向所取代，并且相互作用项的估计系数也显着为正，这意味着向外部开放的规模和质量水平世界可以鼓励儿童获得班级的代际收入，具有向上流动的趋势。 此外，这些结果还证实了表3中结论的鲁棒性，即通过外国投资衡量的开放量的规模和质量效应可以显着提高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促进收入分配中的股权。 性别。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00年至2015年的CHNS数据库来建立一个基于人力资本模型的分析框架，内生成外国投资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并衡量由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代表的开放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收入互化流动性与其作用机理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通过外国投资衡量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可以显着提高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并减少父母和子女的收入之间的相关性。 其次，外国资本流入的规模可以增加从事非农业就业和工人型就业的居民的可能性，外国资本引入的质量可以增加居民工人型就业和正式部门就业的可能性。 第三，就行动机制而言，积极扩大外国投资规模可以依靠就业性质（非农业就业）的转变来提高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同时积极提高外国投资可以依靠就业部门（非正式就业）和就业类型（工人就业）来提高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 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和城市地区外国投资的规模和质量比西方和农村地区的国际收入流动性水平更大，并且可能更有能力促进收入公平。

基于理论分析和经验结果，本文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含义：首先，继续促进全能，多渠道，广阔区域，高规模和高级外国投资开放政策，并全面地建立高级 - 质量开放功能和级别。 特别是，在西方和农村地区进行积极的投资不仅必须专注于规模，还必须突出质量，并尽一切努力促进外国资本以确保稳定和促进卓越，并创造高质量的外国投资聚会场所。 其次，地方政府应利用高质量的开放政策，为员工提供更多的非农业，工人型或正式工作，以便人们可以更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打破对阶级的严格限制，并创建阶级的严格限制，并员工的更多机会。 越来越多的居民创造了提高收入状况的可能性，以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第三，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分配，并增强就业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通过多个渠道促进居民的收入增加，改善收入分配系统，增加税收，社会保障，转让付款等的调整，并提高收入权益政策的准确性。

由于文章的长度，原始注释和参考已被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