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开沅先生的倡导与近代史研究

《走出中国近现代史》张开元著北京出版社

【光明书话】

我在策划戴逸先生《清史三百年》一书的文章中，曾提到戴逸先生著作的一个优点：戴先生原来研究革命史，后来进入近代史，再进入清中前期史。所以，《清史三百年》是一部以当代问题和世界格局为背景的清代小通史。稍晚一点，我策划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也问世了。巧合的是，近代史研究大师张开沅先生和清史大师戴逸先生同年出生，两位先生的书可以相得益彰。

张先生“走出中国近现代史”的提倡十分著名。他的学生罗志田教授曾写道：“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整体发展，是张先生不断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总是预见到发展方向的问题和可能性。2001年，他明确提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一个宏观的指导性意见，大概是针对一些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的学者，也隐约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的专业之外‘不往外看’的学者……‘走出中国近现代史’的确是最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提醒。”

张先生对所谓“超越中国近代史”作出了如下解释：“首先，我们要超越这八十年、一百一十年，在基础知识和学术视野上，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朝乃至明朝的历史，要特别关注明清之间经济、文化内部的变化。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文化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延续和运动，并不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立即消失的。所谓‘把旧社会的泥泞浊水全部扫除’，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为了走出中国近代史，张先生提出“走进历史的原生态”，强调“史料的原创性和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参与式史学与参与式史学”，“史学家要想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就要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史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否则就不是史学家。”他说，“我们首先要参与历史，就是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我们重新体验过的、赋予生命的现实历史奉献给人类。”他认为，“史学家不仅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要成为连接现实和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丰富和影响现实生活。”

显然，张先生的倡导和思考，不仅仅是针对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现状和学科建设，更是针对中国史学思想的源头。

作为一个历史门外汉，我总觉得中国史学在史学思想和史实方面有很多不足。传统的史学思想往往在《春秋》的大道理、《史记》的精神上兜圈子，为什么需要这个大道理、如何落实这个《史记》？最后还是要靠史官的才智，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章学诚提出“史德”。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最常见的历史教育往往来自于《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杨门将传》、《岳飞传》、《明代英雄传》等半虚构的书籍，更有甚者来自于充满勾心斗角的宫廷剧、游戏攻略。因此，很多人读史书只是当成故事来消遣，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些故事的可靠性，更没有认真思考写这些故事的目的。 很多自诩大师的历史观，还停留在明君忠臣的框架上。这个框架，其实跟小孩子天天在童书里找好人坏人没什么区别，完全忘记去质疑历史本身。我对当下大部分流行的历史著作，都心存不敬，因为他们为了新颖，喜欢不停地翻煎饼换取一个具体的评价，或者仅仅停留在澄清某些具体问题上，缺乏健康的历史眼光和人文逻辑。因此，我非常推荐《走出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一本难得的直指历史本身的作品。张先生说：“历史既是人类集体记忆的载体，也是人类集体智慧的宝库。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还有隐藏在历史事实深处的智慧。”

读完《走出中国近现代史》，映入读者眼帘、触动读者内心的两个关键词，无非就是“史学的独立品格”和“学者的独立人格”。而解释“独立”二字的关键词游戏岳飞传攻略，则是“对话”。书中多次引用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话：“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史学研究的指路明灯。”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说：“理解虽然不能构成方法，但它确是方法的灵魂。”无独有偶，杜小真先生在新书《他者的镜子》中也多次表示，“对话”无非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带着执着的爱进行理性的对话。用张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话的必要性，不仅是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潜在的对话，也包括史学家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外在对话。我称之为广义的对话。”

对话作为传播中的常识，需要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有共同的认知场。可惜，我们专业学者与广大读者往往各执一词。一方习以为常的常识，却被另一方简单曲折的故事所迷惑，好人坏人刻板的伦理道德常常抹杀了思想的深度。一方认为理所当然的人情物理，却被另一方严谨扎实的学科壁垒所排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张开元先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文中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今天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时，不能单挑、单列……今天我们看待传统文化，不能再用‘定一物’的眼光，更不能用单一的价值观去评价它。” 本书第一章《读书与做人》，原本是他2005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届博雅讲堂的一次演讲，当时是针对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和家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曾语重心长地强调：“读书不是一件苦差事，读书是你人生幸福的根源，读书给你最可靠、最安全、无限有益、精彩绝伦的精神世界。”但做读书人就够了吗？他鼓励大家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应该关心自己的社会，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自己的民族，甚至关心整个人类。我们不仅关注现在、关注过去，也关注未来、关注生命的终点、生命的起源、关注空间。知识分子，本能地具有批判性，对现实不满，不随波逐流。” 你看，这篇很中肯的讲话，也直指后面文字中反复提到的两个关键词“历史的独立品格”和“学者的独立人格”。

张先生谦虚地说：“我是一个老人，我的话也老了。”我们把《走出中国近现代史》读了两遍，发现它的确很平淡，并没有给我们太多令人吃惊的新理论和严谨的历史体系。但如果我们要认真思考我们为什么读史，如何走进历史，中国历史如何参与当代世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朴实的话语无疑是一个起点，像一个北斗七星，为我们定下了基调和方向。《走出中国近现代史》对我们精神文明的复兴发出了高度的自觉：“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要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勇气，不必惧怕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更不必担心民族文化的独特品质的丧失。我们要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要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

我一直非常敬佩那些一直在不同学科间争斗的伟大学者，因为他们在学科创立之初，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根基去思考问题，后来的学者们无意间在这个既定的圈子里追求精致和精妙。所以《走出中国近现代史》弥足珍贵。它在近现代史的坚实基础上，不仅引导读者超越中国近现代史，思考历史，思考传统文化，也引导我们关注生活、哲学和科学，关注人类文明更严肃的话题和更广阔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