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战国录 1993年7月7日至15日在北戴河起草文章

1993年7月7日至15日在北戴河起草的文章

1993年6月，费老结束在山东半个月的考察回到北京，收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二处的来信。 信函的发件人是印度已故总理索尼娅·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邀请费先生出席1993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

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创办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次。 当年会议的主题是New （新）； 1989年会议的主题是地球公民的出现（The of an Earth）； 1991年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的挑战（第一届）”； 1993年会议的主题是“复兴，重新定义美好”。 每届会议都汇集了具有国际代表性的思想家，共同探讨世界事务，为人类共同发展献计献策。

7月7日，他跟随费老来到北戴河。 早餐后，我们从费老家四号院出发，中午到达他的住处。 庭院名为“六楼”。 入住1号楼，安顿好后，我来到费老的房间，把出发前买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一书交给了丈夫。

丈夫看完书的目录后说：“你今天看了最后一章，明天我们再聊那篇文章。”

7月8日上午8点，二楼客厅里，费先生说：

看看这个邀请函。 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人都是世界知名学者，水平非常高。 这是国际学术交流的良好机会。 我将接受邀请并在会上发言。 会议的主题，我翻译为“ the Good ”。 我们准备写一篇文章。

从全球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社会中。 但现在的社会并不能说是美好的。 还有很多人在饥饿和寒冷中挣扎，也有冲突和战争。 这样，就寄托了对未来更加美好社会的希望。 在人们的期盼中，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秩序？ 如何实现和实现？ 很多人都在讨论。 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上说话。

从中国历史来看，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曾对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讨论热烈，达到百家争鸣的地步。 从当前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引人瞩目。 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 因此，中国人有资格在此类问题上发言。 中国人民需要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从事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年，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是一个段落。 继续下去会很困难。 整个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世界经济。 跨国集团、贸易、金融、房地产、股票等等，我不熟悉，所以不是很了解。 做研究会很困难。

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出了许多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有一个问题需要思想沟通、理解、协作。 在经济上，我们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但在文化上，我们仍然各有千秋。 也就是说，生态方面已经进入了共同网络，但精神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 两者不协调。 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在讨论中，其他人从经济、哲学和伦理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 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能说得好，红了，我的文章从印度回来后就会发表在《读书》上。 国内的知识分子都读过这本杂志。 如果能产生影响，有助于形成趋势，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关注。

在学者中，我的前辈是很有实力、有才华、有学问的。 中西研究都很熟悉。 视野也非常广阔和富有洞察力。 我这一代人还有一些技能，但不能再学习了。

你先根据我说的去研究一下，帮我想想有些地方该怎么表达。 拿出初稿，以便我们进行讨论。 看看哪些问题没有讲清楚，哪些需要补充。 让我们试着说得更好。 写初稿时，不要局限于我所说的内容。 你可以开动你自己的大脑，发展你自己的想法。

下午，我按照费老师的指点看书。 《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的最后一章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代社会教育”。 仔细阅读本章正文后，阅读费老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中国人的研究》、《孔子思想》和《从小培养面向21世纪的人》。

《中国人的研究》是费老于1990年撰写的。当年7月，费老赴日本东京参加“东亚社会研究”研讨会。 那年费老八十岁了，这个人要给他过生日。 所以，费先生在会上的讲话方式很特别。 他第一天发表讲话，最后做出答复。 这些演讲和回应汇集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的研究》。

在费老晚年的著作中，这篇文章具有特殊的意义。 写在文章的最后，“每个人都应该欣赏自己的美，美应该被别人分享，世界才能统一”。 这是费老第一次将其完整、正式地呈现在国际学术界。 这是中国学者对人类前沿问题的思考深度和研究成果的标杆。 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提出的类似思想制高点很少出现在社会人文学科领域的国际论坛上。

《孔子思想》写于1992年6月，费老游览山东沂蒙山时，还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 途中，我还去邹平瞻仰了梁漱溟先生的坟墓。 梁先生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是费先生的前任。 他由衷地钦佩他。 走在夫子庙里，费老思绪飞扬，有点“古人未曾见，新人后更不见”的感觉。 尤其是他的“新时代培育孔子”、“全球战国”等话题，非常鼓舞人心、令人震撼。

《培养21世纪人从幼儿时期开始》是这三篇文章中最早的一篇。 写于1989年夏天，是费老为“21世纪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撰写的演讲稿。 其中，提到了“20世纪有点像全世界的战国时期”这个话题。

说起世界的巨变，费先生的回忆非常感人——“七十年前，奶奶的家在我的脑海里是那么遥远。我坐在运河上的一艘手摇小木船上，一早上船，在船上吃了晚饭，到了奶奶家，已经快黄昏了，从地图上看，现在不堵车了，距离也就15公里了。可以用时间来计算。”

我常常在恍惚、甚至忘却的状态下阅读这些文章。 天地间只剩下思念之声，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学术和思想可以如此美丽、如此令人耳目一新，而你却很少有机会去体验它们。

回头一看费先生，阳台上有一尊佛。

费先生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前一天（7月7日）的《人民日报》。 他的目光落在第二页的上半部分，一行粗体大字映入眼帘——“中国仍是低收入发展国家”。 中国之家”。

阅尽世间大事的目光停在最后一段文字上——

“六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分布不均，地区间、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比较突出。1991年，上海人均GDP最高，为6675元，贵州省最低。 1990年，上海居民消费水平为1908元，而目前贵州居民消费水平仅为445元。我国还有520多个贫困县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费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

晚上，我陪费老师在院子的走廊里散步。 边走边提问。

费老说：文章必须讨论三个层次的秩序。 生态秩序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 社会秩序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 心理秩序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

7月9日，我天一亮就起床，开始起草初稿。

费先生见状走过来，说道：“别全力以赴，慢慢来吧。”

一整天分为三个部分，上午、下午、晚上。 除了吃饭和休息，起草工作还在继续。 晚上写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今天，为了赶起草文章的任务，我没有陪费老师去散步。

费孝通

7月10日天亮我就起床继续写作。 上午11点，初稿完成。

费老凑看了一遍，说道：“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解释一下心态顺序，说清楚。” 他接着说：“我们可以这样写，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

这次出发之前，我在家里找了几本可能有参考价值的书，随身携带。 此时的书桌上，有属于“中华之魂系列”的《太阳之魂》、《月亮之魂》，以及《东方和平主义的起源》等，费老看到了，表示有兴趣看看。

费老师坐到阳台的藤椅上后，就把书给了他。 费先生独自坐在阳台上，饶有兴致地读书，一次长达两个小时，一读就是好几天。

晚饭后，我陪费老师在院子的走廊里散步，听费老师讲他对《中华魂系列》的看法。 费老师说：“文笔挺好的，文笔很好，很吸引人，读起来很有趣。作者的功力虽然没那么好，但看得出来他读了很多书。他确实不是从事实出发，提炼主题，而是先有一个主题，找到符号来代表它，然后从很多书中找到相关信息，把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当然需要阅读大量的内容。因为他读书是为了表达一个主题，所以我很难深入，但我只是回来了，但作为一个年轻人，作者年纪大一点就好了。你，对吧？”

“费先生，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既不擅长国学，也不擅长西学，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太不全面、不正规、不系统，所以我们的知识确实很浅，技能很差。就像我一样。” “文革”期间，我上小学，才五年级，别说中学了，课上都是政治，连英语都是“革命”的。委员会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句子，我什么也没学到。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进入大学，没有课本。老师即兴创作了一些，我们自己打印出来的。”

“好吧，那太糟糕了。你是哪里人？”

“我的祖籍是江苏。”

“江苏哪里？”

“连云港，赣榆县。”

“嗯，我去过连云港和赣榆县，你跟我一起去吗？”

“没有，我在文章里看到过你去赣榆县考察的事情。”

“再走，我们一起走。我就这样跑来跑去，到处学习，学到了很多东西。边跑边看，根据看到的事实，思考问题，分析过程，提出意见，并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做法还是很有用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7月11日一整天，费老师都在专心修改文章，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

晚上看完央视新闻联播后，费先生站起来说道：“你们玩吧，明天见，我要上去改正文章了。”

7月12日早上，我和费老在医院散步。 我告诉丈夫，我带来的书里还有李约瑟的《四海之内》和许倬云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丈夫说：“拿给我看，我对李约瑟很熟悉，他来看过我，他从科技史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有他自己的优势。”

午饭前，老公把初步修改过的稿子放在一个老式的讲义文件夹里，递过来说：“我彻底改了，我把那天提到的三个层次顺序和三个步骤放在一起，缩短了一些。” ”。 只有十分钟，人们不喜欢读它，所以我会浓缩它并重点关注要点。 我暂时不谈正文。 听听我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什么角色说这句话，我以什么样的角度来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缺点或者表现。 请告诉我问题。 更改后，请复制并更改。”

说到这里，费先生转身，拿起桌上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说道：

“我不看这本书了，写得不好，他用英文思考，用中文写。他讲了很多问题，但太散了。他的架子很大，但注意力不集中，不能从书上我看得出他想说什么，但他没有说清楚，所以我没有读完第一部分，也不想再花时间读了。 ”。

“费先生，你也该休息一下了，你每天看书、坐坐两三个小时，别太累了，毕竟你已经老了。”

“我很少有时间像这样持续学习，没有机会。家里人多，公务多，会议多，看不懂书。出去采访、调查的时候，我的行程很紧，不容易，所以就在车上看，只能一段一段地读，每天可以读几个小时，没有人打扰，机会难得。所以我得趁着这个机会，还有，请帮我买一些书，我手头没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听说有这样的书。

“是的，我看过，是一个系列。”

“嘿嘿，买给我吧，我想看，不用多买，一两本就够了，就能知道自己的水平有多好，这样的题目值得写，关键是是否有想法、想法、整合起来，像许倬云的书一样，这里摘一点，这里摘一点，不是自己的，不够深刻。我喜欢看梁漱溟说的，这是他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别人的知识。”

“《梁漱溟全集》已经上市了，费老师，您想看吗？”

“是啊！是啊！你回北京就可以给我买，或者从民盟中央买，我可以借看一下，还有冯友兰的东西我也想看。”

“冯友兰还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三松堂全集》，在河南出版。”

“是他家乡的，我也想看《山松岛全集》，现在只有他写的一本小书。”

“好，等我回京，我帮你买梁老师和冯老师的全集。”

“好吧！好吧！我想好好看看这两个人的东西。”

“颜阳初的书也出版了，一套三本。”

“颜阳初的书我还不看。”

“你还需要什么书？”

“如果你看到清末几位大儒的书，比如龚定安、黄遵宪等人的书，就买给我吧。这一代的学者很多，但我的就少了。”还有老舍，我喜欢老舍，可惜曹禺有那么好的底子，《雷雨》也很好，后来就投降了，再也出不来了。我说屈服，不，如果屈服于庸俗，那是没有意义的。不喜欢郭沫若的东西，他本来就雄心勃勃，有才华，但是后来他的东西就变得古怪了，心胸开阔了，最近写的东西还可以。但是水平不够好。我们民盟的冯一代先生是一个勤奋、守旧的好学生，他的文章是正确的，但让王朔不吸引人的是他现在的文章。 那种事。 所以现在要保持严肃纯真的性格已经很难了。 王蒙还是不错的，在一些事情上也表现出了一些正直。”

“费老师，李约瑟这本书好看吗？”

“好看，非常好看！他懂的真多。科技、历史、哲学、宗教、文学……他的诗也很美，而且才学兼备，太厉害了！我读完了《四海之内》还给我，谢谢你给我看了这本书，只有这本《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不太好，而且太长了，其他的都很好，关于东方和西方交流的诗非常精彩。西方文化有很多好的想法，当双方相互了解和熟悉时，就更容易变得明智。据我所知，在中国，对这些问题有一定了解的人并不多。李先生是中国人，他读过很多西方的东西，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写得很好。”

“李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和融合。”

“我需要找一下这个。你手头有吗？”

“是的。我会带一份。”

“什么话题？”

”标题是《辨异异，融东西方》。

“在哪里出版的？”

“发表在《瞭望》周刊上，分为两部分。”

“展示给我看。”

回到家，他找到了李老师的文章，递给他，说道：“费老师，您先看一下。”

“好吧，如果你在抄文章的时候还有什么想法，就先写下来，明天我们再聊。”

费孝通

7月13日

早上，把文章的证明抄出来。 费老确定题目为《对“美丽社会”的思考》。

将抄来的文章交给费老先生说道：

“好吧！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事情，是初步的，还需要找一些人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这次演讲的关键词就那么几句话。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以前处于分散状态的不同群体，在经济上已经合二为一了，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个群体还抱着各尽所能的心态。求贤若渴，有利于大家的发展，但不利于共同富裕。 欣赏最好的心态是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下形成的风云战国录，有其历史渊源。如今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向前迈出一步，走向美好的美好，我们必须包容和理解别人对“美好社会”理念的不同标准。 我们不能基于意识形态差异使用武力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内政。 我们可以和平共处、相互合作、共同繁荣。”

“你的意思是，‘冷战’心态应该放进历史展厅。‘冷战’是双方的事情，要改变过去的观念，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不是东方。”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有句古话叫“和而和”，就是大家和睦相处，有互惠互利的基础。

“是的，就是这几句话，但是我们不能只在台上说这几句话，然后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以这个意思为核心，多说几句话。我们说完之后，人们就可以明白了我们的意思，认为我们有话要说，它的原理可以作为陈述，所以不用担心，当我回来时，我会将其发布为文章，我会尽力理解什么。是的，读完之后你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味道——这个测试是不容易通过的，你需要学习。真正的问题。”

“费先生，你提出这个问题后，就会有一些有思想的人跟进研究，我这一代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

“它需要形成一个趋势。一个趋势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需要几十年的稳定和发展。只有当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时，才有心情去研究它。”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研究得相当深入，因为虽然整个社会不稳定，但你们这一代人中也有一些人处于稳定状态，只能继续研究。先想一下，只是为了破解这个问题，如果想深入研究的话，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时间。”

“费老师，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有充足的时间看大书，研究问题，纠正‘右派’问题的时候，你不是说‘还剩十块钱’吗？”现在上帝会再奖励你十块钱。” 十块钱，也不算太难。 你还没开始享受吗？”

“那是上帝的事，我们的文章现在写成这样，需要修改，修改之前需要征求意见。你负责找人，一个给李先生，一个给冯志军先生。再找两个。”不要对你这个领域有思想、有洞察力的年轻人有礼貌，也不要对你的朋友有礼貌，如果你想的话，请他们看看主题是否清晰，演讲是否合适。用了，记下来，长度不要增加太多，一页左右就够了。”

“我的朋友们很幸运有机会参与、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我下个月1号就回北京定稿，在此之前请大家收集意见，我时间比较紧，1号回北京，3号回来。”这段时间，最好见一下李先生，让张书记跟他联系一下，看文章定稿后，我先联系人大翻译。 ，我就请潘乃古找人吧，因为这次演讲的主题是《重新诠释美好社会》，所以我本来想讲这个概念的解释，先不讲定义了。给子孙后代。”

“费老，后人在谈论这个问题、定义‘美好社会’的时候，会参考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有人会读你以前的书，了解你在这方面的思想形成。如果没有条件的话读完你过去写的所有文章后，你如何选择最重要的著作来整合你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

“第一本书是《花兰瑶社会组织》，然后是《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方法都在里面，很详细。观点也在里面，都是当时的观点。比如中国的问题是1952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农民的问题是饥饿问题，好在1957年之前没有研究过，我就接触到了民族问题。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写的，能够向人们展示的是《多元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那么“实践、实践、实践”，这本书能站得住，它在实践中已经成功了，所以我可以写这本书，但别人的书就不会了。对基层干部有帮助，但对知识分子没有多大用处。”

“但它可以给文人和知识分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近苏州大学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散文集，预计下个月出版，里面有我所有喜欢的散文。这本书是和《星星星星》搭配的，书名是《就这样死了》。

“费先生，您几年前就说过要写一本叫做《江村五十年》的书，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

“看来《江村五十年》可能写不下去了。”

“我知道很多读者都想看到你对学术生涯的回顾和反思，他们有机会看吗？在你八十岁的时候，你说八十岁可能是一个年龄限制，而你已经跨过了这条线你会感觉更加轻松和自由，因为剩下的岁月不太可能改变你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错误，你可以平静地回顾留下的脚步，有什么计划做一些回顾。中国学术界？国际学术界有很多人希望看到您对您的学术历程的系统回顾和阐述。”

“我不能说我有计划，但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写一本《社会学思考》，这也算是我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前几个我已经想好了。”这本书的章节，我还在思考，想把它写出来需要大量的脑力，不容易，而且需要时间，这样我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写出来。”

“费先生，从现在算起，还有不到六年半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世纪了。到那时，您就九十岁了。民盟的一些老先生，像梁漱溟先生，你说，冯友兰先生，你已经活到九十五岁了，进入新世纪应该没有问题。”

“好吧，我也希望如此，我会为之努力的。现在你调到民盟，在地区发展研究委员会工作，你会有很多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从事社会工作。”你可以多花点心思，多学点，别急着跑，我会继续做的。”

“我会努力工作，多读书，多学习，努力不辜负您的指点，不辜负跟随您接触实际、了解民情国情的良好条件。但我还是说， ，我的基础太差了，对自己取得成绩没有信心，如果尽力做一个合格的书童，做好助手的工作，也算福先生了。费，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费孝通、钱伟长、费孝通”，我为你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感到难过。不太有文化，但她尊重有文化的人，尊重有知识、有专业、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她是过去受中国人尊重的“惜纸”心态，也许是吧。是妈妈说的缘分，我很珍惜，但我还是束手无策，老话说“不计较浅薄”。 ，感谢上帝，如果我能成为一个好助手。 我每天想的就是：如果能省点查找、查证、抄袭的功夫，多出成果，学术界就会更有福气。 我早已满足于调查民生、关注民生。”

“在进行研究时，最好在一个地方生活更长的时间。我以前是这样，但我不能再这样做了。一个是我年纪大了，另一个是我仍然有一个身份。看到一个农民，与村民聊天，看看他的生活。脸，农民很善良。长期以来，我每天都在生活中生活。 考虑到当时的事业，甚至试图从事职业，这是不再现实的。 关于我的好处是，我不认为我当前的身份是官员，而是利用这种身份为普通百姓服务。 做一点事。 我仍然想与社会的实际状况保持联系。 即使我看不到我真正想看到的东西，我仍然可以与基层层面的情况保持联系，这比呆在家里要好得多。 在别人的帮助下，我仍然可以在这个年龄段跑步。 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考虑问题并撰写文章。 例如，我想从他们的着装方式中看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 ，他不能换所有的衣服。 我必须看一下烟囱数量的工业化程度，以便他不能种植假烟囱。 因此，尽管您年纪大了，但您还很年轻。 ，您已经不到40年了，您仍然需要工作数十年。 充分利用民主联盟的有利条件，具有更广泛的愿景，在学习中更加扎实，要牢记整体状况，并保持脚踏实地，并且您必须自信。 它有钱！”

“菲老挝，谢谢您的鼓励！我会努力工作。以脚踏实地学习并运用我学到的东西。这些年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跑步，看更多，了解更多，思考，想想更多，并渴望成功。”

“这很好。这对于想要学习良好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这是一种基本品质。除其他方面，还要做更多的努力来学习外语。说多种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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